连日舟车，我们一行人像裹满尘埃的虫子，趁着夜色蠕动穿插，怯生生、傻兮兮钻进这座城市水泥森林时，已是疲惫不堪。

因任务在身，草草洗漱后，我还得机械地掰开手提电脑。任凭指尖在幽蓝中游走良久，也不能在屏幕上划拉出半行连贯的文字。感觉脑门比造型神似工厂钢架棚的进城收费站还拥堵，思绪有如刚刚定向爆破的烂尾楼废墟一样杂乱。起身踱到窗前，郁闷而有失斯文地将一帘寂寞胡扯成两半。瞬间，那连着长街车流与苍穹星闪的霓虹灯海，就铺满眼底。

窗内窗外不对拍，不搭调，一屋索然。百无聊赖中，我心底深处尘封日久的角落，又冉冉飘荡起童年的那盏灯。

煤油灯下，母亲在纳鞋。布鞋白色的千层底，早已事先裁好，用村西头粘胶树汁熬成浓浓的稠糨，一层一层粘贴，抻平，压紧，密缝。这底板，软硬适中，结实耐磨。黑色的面布也如法炮制，一般三层，也有加厚到五层的。

母亲从身边针线篮中，拿起一块面布，在底板上来回比试后，用粉笔勾线，数次举到老花镜前瞄了瞄，又放在老椿木桌上反复涂改。直到精准了，方才抓起油黑发亮的剪刀，沿着画线熟练地剪开。

母亲接着穿针引线。她捻高灯芯，光线一下亮起来。穿针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虽然是大号针和粗棉线，母亲尽量把它们贴近灯罩，可右手的线头，弄来弄去，都难以穿过左手的针孔。母亲的指尖再次触碰嘴唇，蘸了蘸口水，把线头揉紧捏小，屏住气，对准小孔，一回回尝试。好几次都因差之毫厘没有成功，这般反复，让过程显得漫长。除了母亲手中的针线，屋子里一切都静止，连刚才晃动的煤油灯火苗，也已凝固。终于穿上了，母亲小心翼翼抓住线头，迅速扯过去，顺手捻低灯心。老花镜后的目光，在长时间聚焦后，柔柔散开来。母亲抬起手，用针尖在头发里轻轻刮了两下，难以觉察地松一口气，母子俩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。

母亲把铜套戴上中指，开始缝制。她左手把住鞋底和面布，右手用针顺着边沿，从鞋底扎进去，穿过面布，以中指的铜套抵住针尾，用力往上顶。千层底太厚，不借助铜套，无法让针穿透。第一针拉上去后，两个手指绞住棉线，用力扯紧，再由上往下扎第二针，如此循环，每针的间距都一样。母亲，像一部远古却智能的机器，在昏暗的黄墙灰瓦工坊里，精心制作一件温暖的新产品。煤油灯对面墙壁上，还有另一个人，动作同步，温度同格，虽轮廓模糊，看不出她的花白头发和斜排的布纽扣，但也在劳作，在描绘，怀着收获的憧憬。那也是我的娘亲。

哥哥们各有活路，喂猪，扫地，写作业，洗衣服，准备次日的劳动工具。只有我，一直被全家娇宠的满仔，无所事事。我坐在矮凳上，拨弄针线篮里各式各样的布头。将它们打结，又解开，挽卷，又抻平，叽叽喳喳问这问那。玩腻了，或者母亲无暇理会了，就跪在三合土冲碾而成的地板上，双手搭成老鼠兔子小鸭，投影到墙上，兴致勃勃地挪动校正，直到足够形象生动。这些“老鼠”“兔子”“小鸭”奔跑嬉戏，爬树钻洞，溺进水里吃蝌蚪，自得其乐。它们玩够了，就围着墙上的母亲，帮她捶后背，挠痒痒，扇凉风，亲吻她的脚趾，抢过她的针线，抚顺她耳边微乱的发丝。

好不容易缝完最后一针。母亲又将煤油灯芯捻高，把布鞋举至老花镜前，上下里外仔细端详。觉得周全了，满意了，才在棉线连着鞋底的部位打个死结，然后把线剪断。

夜深沉，因害怕床底下有妖怪而不敢自己先睡的我，已是眼皮打架，进入半迷糊状态，手中玩物拿了掉，掉了捡，好几次屁股从矮凳滑落，额头磕到桌沿。朦胧中，看见母亲用右手撑住桌子，左手叉腰，吃力地缓缓站起来。然后继续佝偻着腰，双手握拳捶捶肩背，把凝结的血脉震活，让弯曲僵硬的身板，恢复原样。看来，我的手指们刚才是白忙活，丁点儿也帮不到。母亲的嘴巴不可抑制地张开，打一串长长的、我无比熟悉的哈欠，转身去到大水缸边，用木瓢舀起凉水，咕噜咕噜喝下去，完了还发出心满意足的一声“啊！”我以为母亲终于可以洗漱休息了，我也能蹿上可爱的床，谁知道她又坐下来。这双鞋是给我大嫂做的，得在鞋面绣上一朵荷花。那时父亲为生计在外奔波，母亲独自撑起这个家，上工时挑百来斤担子，背磨盘大的石头，什么重活都干过。尽管如此，分到的口粮还是填不满老少几张嘴。像许多家庭一样，大哥早早辍学在家劳动挣工分，用嫩弱的双肩，帮母亲抬起家庭重负。一次劳动中淋雨得场大病，没能及时医治，落下不愈病根，身体常年不好。加之农村家庭孩子少则三五个，多则七八个，甚至超过两位数，老大自然平添一份长子为父的重任，同等条件下，一般人不愿嫁作长媳。母亲花了许多心思央求各路媒婆帮忙，好不容易才讨了个儿媳进门，自然金贵无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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